女娲、维纳斯，抑或魔鬼终结者？——电脑、电脑文艺

一

　　是"天使"抑或"魔鬼"？--有关电脑相对于人类价值的思考由来已久。至迟从英国学者阿希贝发表《大脑的设计》一文（1948）开始，学术界就展开了电脑和以之为中枢的智能化机器是否可能排斥人类的争论。文艺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甚至可以追溯到电脑诞生之前。例如，比利哀·德·利拉丹的小说《未来的夏娃》（1879）就对机器人作了美妙的描绘。利拉丹还没有关于电脑的概念，他的乐观主义精神看来也未为大多数科幻作家所继承，恰培克的悲观主义态度就反映了这一点。电脑问世以后，许多人为其不可限量的发展前景感到惊诧，不少文艺作品进而表达了人们由此而来的疑虑。这种疑虑大致可以归纳为相互联系的两方面：一方面，日益发达的电脑将在智能上超过人脑、以电脑为中枢的机器人将在技能上超过生物人，从而使人类丧失存在的理由；聪明起来的电脑和机器人将不满足于人类所强加给自己的附庸地位，反转过来控制人，从而由人类的工具或助手变成人类的统治者或敌人；电脑将介入并利用人类的纷争，以此来实现自己的称霸企图。另一方面，人类将由于信息科技的进步而趋于退化，其惰性或局限性将日甚一日地表现出来；人机一体化（如将电脑植入人体等）将使传统意义上的人不复存在，信息科技在基因工程等领域的应用将打断人类自然进化过程；人类当中的一部分将利用电脑来反对另一部分人，传统的社会关系势必由于信息科技的作用而加速解体。文艺作品（如埃利森的小说《无声狂啸》、艾云·荣格勒执导的影片《网络惊魂》等）对于信息科技负面效果的生动描写，和来自理论领域的强烈声讨（如卡辛斯基所作的社会批判）彼此呼应， 使当代高科技与人文精神的矛盾尖锐化了。
　　必须承认：上述疑虑和批判是事出有因的，而且它们对于信息科技的发展方向起了一定的调节作用，使之在制定自身的目标时不能不计入道德、法律等因素，不能不考虑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但是，不论是普通人也好、文艺家或理论家也好，他们的疑虑与批判客观上并没有能够阻挡信息科技的进步。而且，弥漫于上述疑虑与批判中的感伤主义虽然很容易在安于现状的人们心中唤起共鸣，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却是消极的。如果考虑到科技进步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平衡性的话，那么可以说：因这种感伤而延误时机，便可能被动挨打。蔑视科技而侈谈人伦，在中国封建社会不乏其人。我们不能再蹈其覆辙了。
　　事实上，和理论家一样，文艺家在科技进步面前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在历史上，文艺家的想象是一种宝贵的资源，科技工作者完全可以从中汲取灵感；文艺家的价值判断是一种有力的导向，可以影响公众的心理定势，帮助他们对科技进步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变迁做好准备。我们应当正面引导公众去迎接信息社会的到来，激发他们发展信息科技以造福人类的热情。事实上，信息科技并非万恶之源，而是人类实现自由而自觉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它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种种生存选择，让人类拥有在家上班、分享全球信息资源、按需点播等新的可能性。它为人类提供了反思自身存在的新机遇，使人类得以用计算机模拟等方式深入研究人的思维、记忆、智力发展乃至于情感体验等奥秘。它还为人类提供了远较过去时代为高的劳动生产率，使人类拥有更多闲暇时间从事有利于发挥自身潜能的活动，在新的基础上推动国民经济改造、使信息产业成为发展的龙头……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评价信息科技的价值时，我们必须将信息科技在一定条件下的具体应用与信息科技本身加以区分。在关于高科技与人文精神之矛盾的讨论中，二者经常被混淆了，这是将种种丑恶现象都溯源于科技、妨碍人们正确认识其意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