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建立和谐社会的可能性

提要：中国有没有可能最终建立起“和谐社会”，要看中国能不能进一步提高社会多元化水平，在社会组织化水平方面更上一个台阶，更好地处理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最后，能不能在政治民主的道路上持续地获得进步

　　2004年，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词是“和谐社会”。然而，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词典中不容易找到关于和谐社会的定义。

　　随着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型，在执政党的政治理念中有了新的政治语言符号，如“市场化”、“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等等，但支撑这些符号的理论架构并没有出现——人们要问：什么是和谐社会？我尝试给出这样一个定义：和谐社会是依赖法律和道德调节社会利益冲突的社会；法律制度是通过民主政治建立的，道德是建立在民族优秀文化长期积淀基础上的。

　　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冲突，不可能没有裂痕。好的社会在于不断用自己的法律制度和道德力量化解冲突，弥合裂痕。如果政治家不敢正视社会冲突和裂痕，也就不可能担当起完善法律制度、建立政治文明的重任。

　　建立和谐社会这一政治理念的提出也许表明了当代政治家正视现实的勇气和智慧。

　　建立和谐社会的一切难题来自我们选择了一个多元化的发展道路，而建立和谐社会的惟一可能性也在于我们能够形成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关于社会进步的最简单道理被亚当·斯密揭示出来以后，几乎再没有变化——社会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可以增加国民的福利总量；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市场交易是促进社会分工的最佳制度安排；国家权力根本使命在于维护自由市场交换制度。正如国家权力不可滥用一样，自由权利也不可滥用；自由的底线是不能侵犯他人利益和一切公共利益。这就是多元化发展的含义。多元化不排斥权威，也不意味着自由化。

　　从中国共产党执政到现在，我国社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

　　1949年起，中国共产党对全国经济活动实行了集中控制，建立起了一套经济系统。严格地说，这不是计划经济。在前苏联的支持下，我国迅速建立了初步的重工业基础，但这是一个没有市场的经济体，利益的多元分化受到严格限制。这个社会也有冲突，例如，差不多像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描述的那样，地方和地方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都有矛盾。毛泽东没有讲个人和组织之间的矛盾，因为这个矛盾被归结为私和公的矛盾，而“公”总是对的，“私”总是错的。这个时期，社会看起来是“和谐”的，但却是一种高度紧张下的控制与服从的统一，并不是真正的和谐。这种社会控制方式必然产生效率的损失。不是说这种方式下不会有增长，而是说增长的代价十分巨大。1961年前后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是代价的集中体现。

　　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是中国当代社会迈向多元化的起步时期，经济领域里的突出标志是国家放松了对农村和农民的控制——放活了农民，就放活了这个国家的多数人口。城市中出现了农民工，社会有了活力。多元化的另一个标志是大学教育开始吸收和传播新思想，新一代大学生给正在扩张的媒体服务业、法律服务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工作人员。这些行业的工作人员具有自由职业的特点，这种职业特性决定了他们最容易保持独立意识。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多元化进程大大加速了。最能表现社会生活多元化的特征是社会就业结构的变化。1990年到2002年，在国家部门和国有企业就业的劳动者减少了31%，而同期城镇就业人口增加了45%。现在两者的比例是大约为一比七。这个变化的意义非同寻常。更多的人可能感觉到他是为自己工作。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口号的意义超过了对效率的强调。它冲击了分配关系，同时也冲击了人们脑袋里的秩序。眨眼间，中国的“吉尼系数”就高过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尽管劳资关系和城乡关系因为利益的分化出现了不和谐，但中国社会还在包容这种变化。